若批評不自由,則贊美無意義
我既然是一個教書匠,就來說說中國教育的問題。
幾年前,在北京《經(jīng)濟觀察報》的一個論壇上,當時有一位演講嘉賓是教育家楊東平,我說請問楊先生,中國教育和中國足球哪個更有希望?他想了半天說,教育吧。我說為什么?他說足球沒有希望也就算了,教育不能沒有希望。
問題是,我們要考慮的是中國教育是不是大幅度、大面積地提高了我們整個國民的素質(zhì)。而現(xiàn)在我看到的是什么呢?是中國教育整個把人腦子搞壞了。中國教育和中國文化的問題一樣,是弱智化。
搞壞的原因是什么呢?是我們的教育評價目標就是“成王敗寇”四個字,就是你如果得了諾貝爾獎就是好,沒有得獎或者奧數(shù)沒有得獎就不行。就是一成王敗寇,急功近利,見利忘義,忘掉了教育的根本目的。
這種成王敗寇的評價標準的結(jié)果是不把學生當人,望子成龍,望子成材,望子成器。龍是什么?怪獸。材是什么?木頭。器是什么?東西。就是你要成怪獸,你要成木頭,你要成東西,就是不要成人。現(xiàn)在口口聲聲以人為本,最應該以人為本的應該是教育,可是在中國,最應該以人為本的領(lǐng)域最不把人當人。
你看看我們現(xiàn)在的孩子過的什么日子。有一家媒體報道說,夫妻兩個白天平時工作比較忙,到了國慶長假,孩子問爸爸媽媽能不能花一天時間陪我到游樂園玩一下。夫妻兩個開了一夜的“遵義會議”,最后咬緊牙關(guān),下定決心,拿出一天時間陪孩子上回游樂園。做了第一個游戲,孩子挺高興。媽媽就問,好玩嗎?好玩。那回去就可以寫篇作文了吧。孩子當場臉就拉下來,然后垂頭喪氣去做第二個游戲。做完第二個游戲媽媽又過來了,問,第二個游戲好玩嗎?好玩。那你可以寫一篇精彩的作文了吧。孩子說,媽媽我不玩了。一天玩的時間都不給孩子,就盯他的作文,口號是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。
那我想請問:人生的終點線在哪兒?殯儀館。所以從上到下,從教育行政部門到家長,全都是望子成龍。所以現(xiàn)在我旗幟鮮明地提出來,我反對勵志,反對培優(yōu),反對成功學,反對望子成龍。
我的口號就是今天的主題,望子成人。
什么人?真正的人。
有標準嗎?有,八個字,第一真實,第二善良,第三健康,第四快樂。
首先說真實。有人說不可能。這年頭你還能全說真話,不說假話。我說能,因為我的真實標準是不說假話。有人說,那你說的全部是真話?我說是。他說那不可能,說真話要倒霉的。我說很簡單,你覺得這個真話說出來要倒霉的話,你可以不說。康德說一個人所說的必須真實,但是他沒有義務把所有的真實都說出來。因此真實的辦法很簡單,就是你覺得這個真實是不可以說的,你就不說,然后假話你也不說,剩下的全都是真話,這就是真實。
第二是善良。善良不是說要你到街頭去做什么義工,或者學雷鋒的那天去扶老太太過街。善良的底線是惻隱之心。惻隱之心就是不忍之心,不忍心人家受到無辜的傷害,包括對小動物。所以不但不能行兇殺人,也不能虐待小動物。我們要在法律上保證公民的惻隱之心不受傷害。
第三是健康。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,而心理的健康比身體的健康更重要。
第四個就是快樂。快樂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孔夫子那里,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,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權(quán)(權(quán)衡),治學的最高境界是樂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樂之者,快樂是最高的境界。其實人很簡單,成功不成功,是否出人頭地,是否光宗耀祖,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是否快樂。(孔子說)一簞食,一瓢飲,在陋巷,人不堪其憂,回也不改其樂。
比方說現(xiàn)在為什么千軍萬馬過獨木橋,大家都要去考公務員呢?我非常同情大學生畢業(yè)以后擠破腦袋去考公務員,雖然我不贊成,但是我非常理解非常同情,他缺乏的是安全感。有一個農(nóng)村來的孩子就這樣對記者說的,我也不想考公務員,但是我爸我媽讓我考。我爸我媽說,孩子,你要考上公務員,咱在村里就不受欺負了。他要的就是一個安全感。
所以我們的社會應該給每個公民提供足夠的安全感,讓每個公民有足夠的尊嚴,不管他從事哪個職業(yè),不管他在哪個崗位上,他都是一個安全的、有尊嚴的人,這樣他才能快樂。
這就是我對中國教育的希望。我希望中國教育能讓我們每個孩子,中國改革、中國社會能夠讓我們每個中國公民都成為真正真實的人,善良的人,健康的人,快樂的人,這就是我的中國夢。
我覺得,中國歷史上學術(shù)最繁榮的時代是春秋戰(zhàn)國、諸子百家時期,而學術(shù)繁榮至少要滿足三個條件:自由的空間、寬容的精神和真誠的愿望。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百家爭鳴?
因為當時的士人很自由,當局也很寬容。士人,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吧,周游列國,朝秦暮楚,反正“此處不留爺,自有留爺處”。各國的君主、諸侯、大夫,也很大度,沒有誰一言不合,就拎起刀來殺人。他們頂多也就是不聽你的,然后客客氣氣把你打發(fā)走,這才出現(xiàn)了百家爭鳴,才涌現(xiàn)了那么多偉大的思想家。
現(xiàn)在學術(shù)界有一種風氣,學者之間由于學術(shù)觀點不同,發(fā)展為人身攻擊,學生分成兩個陣營,然后互相整對方的學生,比如說你的學生來我這里答辯,我就不讓你過。
因為看不下去這種現(xiàn)象,我和廈門大學的楊春時教授曾經(jīng)搞過一個教學實驗,就是在課堂上,我們兩個人針對實踐性美學這個問題進行辯論,爭得很厲害,讓研究生們在一旁聽。我們想通過這種方式讓學生們明白,我們倆雖然學術(shù)觀點不同,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成為好朋友。
在我看來,自從教育部對高校進行所謂的教學改革,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,中國大學的學術(shù)氛圍和教學質(zhì)量就不斷下滑。丹青先生在談起這個問題時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,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,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變成了養(yǎng)雞場。
在這個雞場里,老師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,好好帶學生,光忙著生蛋了。規(guī)定從講師變成副教授,你要生多少個蛋;從副教授升成教授,又要生多少個蛋。還規(guī)定這幾個蛋要生在什么地方,比如權(quán)威刊物、核心刊物什么的。
我建議大學的事情就該讓校長管。像武漢大學的劉道玉、南京大學的曲欽岳,都是我最欣賞的、深深敬佩的校長。
當下,不少人都在講,泱泱大國,居然沒有一個科學家獲諾貝爾獎,豈非說明教育失?。窟线下锅Q,食野之蘋。中國基礎(chǔ)教育的質(zhì)量,其實并不差,我們完全不必有杞人之憂。
該憂慮的反倒是:真到有人獲得諾獎的那天,中國教育的批評者,會不會一夜之間變成禮贊者?把能不能得獎看作成敗的標準,恰恰證明中國教育出了嚴重的問題。
掉了根本,搞壞了腦子
腦子被搞壞的表現(xiàn)之一,是不但不會分析問題,甚至也不會提出問題,包括不會反問、批駁、質(zhì)疑。
不會辯論,是因為不會思考。
不會思考,則是因為我們的學校,從來就不教這個。
學校里教的,是正確的標準答案,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。懷疑批判是不允許的,分析和實證則是不訓練的。至少,文科的課堂里沒有,老師們也不會。文科生的邏輯思維能力,全靠中學時代平面幾何打下的底子,還得當時就喜歡這門課才行。甚至就連理科的課堂,也往往只有科學手段(技術(shù)和技巧),沒有科學方法,更沒有科學精神。
什么是科學精神?我以為,就是懷疑精神、批判精神、分析精神和實證精神,是這四種精神之總和。缺乏這個,結(jié)果是誰都不會獨立思考,每個人都喪失了自我。自我的喪失,必然伴隨著道德的淪喪。
因為真正的道德,必須也只能建立在自我意識的基礎(chǔ)上。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,怎么可能愛別人、愛社會、愛國家?
受教育者喪失了自我,是因為我們的教育丟掉了根本。
今日之中國,學校是工廠,院系是庫房,班級是車間,學生則是流水線上批量生產(chǎn)的齒輪和螺絲釘,只不過有的鍍金,有的鍍銅,有的壓了塑料膜。
但指導思想和生產(chǎn)模式,則是一樣的:
目標,是“望子成龍”;
標準,是“成王敗寇”;
方法,是“死記硬背”;
手段,是“不斷施壓”,還美其名曰“壓力即動力”。
至于孩子們是否真實,是否善良,是否健康,是否快樂,沒有人去想。
必須改正。怎么改?回到根本,即“人的全面自由發(fā)展”,讓每個人都成為“真正的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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